40年前的恢复高考，是新中国一大历史事件，标志着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从此，难以计数的年轻人的命运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40年前的今天，我刚入伍大半年，还是名新兵。而在我半年多前决定报名参军的那一刻，根本想不到国家会恢复大学考试，改变“文革”后实行的“自愿报名、组织推荐、学校审核“的高教方针和“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部队，军营内也是反响强烈，尤其是我们这些有一定文化基础和高中学历的知青兵，无不跃跃欲试。然而，上级统一规定：军人报名高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服兵役满两年。就这么简单又生硬的一条，把我们76年底入伍的战士全部挡在了当年的考场之外。

转眼到了78年的开考日期，由于这一条规定没有改变，故我们的高考愿望又被压碎。79年的对越南作战，暴露出我军非正规化和官兵军事素养低下等诸多问题，国家重视加强了军队院校建设。当年高考，部队规定军人不再参加地方高校的招生考试，欲上大学的干部战士须一律报考军队院校。军队院校当然也可以，而且当年只有大学的概念，还没有211和985等重点院校及一本二本等大学分类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考军校更好，出来就是军官。可没想到，这时部队又加了一条规定，即战士报考的年龄不得超过22周岁。77和78年高考讲兵龄我们不够，79年我们兵龄够它又讲起了年龄。真是所谓“泥马卧槽”，专和我们77年的兵过不去。但又奈何？

我是1981年底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当时已过了25周岁，虽然感到年龄偏大了，可上学的心还有。但是，那时地方高考的政策也变了，只招应届毕业生，单位和社会人员已不能再参加高考。

1984年，即在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8年之后，经单位推荐，我总算有资格和机会参加了高考，但此高考已非彼高考，前面加了个定语：成人。那时的成人高考只有大专，没有本科。所以我的第一学历就是大专。

1986年，全日制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还比较少，故大专学历颇算个学历，能够受到重视。我们毕业时，市委办公厅要市委党校为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李力物色并推荐一名秘书，党校果断推荐了我，而且不是之一。但这事在与我所工作的中级法院沟通时不太顺利，中级法院称已有使用计划，婉拒了市委办的商调。可市委办也很坚持，就在双方交涉中，李力副书记突然生病去上海治疗，再没有回来。调我去市委办的事就此了结。

不过，中级法院倒也言出法随，信义有加，过了不久，我被市政法委任命为市中级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当时，我是中级法院最年轻的中层，许多的老同志，包括“文革”前法科毕业的几位大学生都还没有使用。故我的“中层”故事在当时的政法系统也算是个话题吧。

如今回首，我那时有此殊荣，或许和我当年通过了成人高考，并由此而被巿委办“商调”了一阵子有较大关系吧。当然，话再说回去，若我当年被商调成功，我的人生轨迹也许又另是一番光景。

△和几位战友的合照